5、周作人（1885-1967）浙江绍兴鲁迅的弟弟，复杂和矛盾的结合体，兄弟二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均具有重要地位，但人生道路与历史评价迥然不同，其人生抉择引发的道德争议至今仍是讨论焦点。抗战期间的政治选择使其长期背负骂名，但文学贡献亦不可忽视。近年来学界对其评价趋于多元，部分学者主张将其文学成就与历史问题分开看待。兄弟二人的不同，似乎从小就开始了。周作人打小体质就不好，四五岁时生过天花，肠胃也不太好，天气略略变化就会生病。从小他就显露出胆小温顺的个性，不像大哥鲁迅，打小就顽皮好动，性格倔强。后来由于家族的没落更让他体会到了世态炎凉，原本性格温顺的他逐渐养成了敏感多虑的性格，后来他远赴日本，被日本那种隐逸伤感的文化所吸引就不足为奇了。1906年，周作人21岁，留学日本，与其兄鲁迅同住在东京本乡区。  兄弟二人租住东京的“伍舍”期间，雇佣了羽太信子作为女佣。信子是日本平民家庭出身，性格勤快直率。  1909年，周作人24岁时与羽太信子结婚，婚后定居日本，后随周作人返回中国。 1917年，周作人32岁，任教于北京大学，参与《新青年》编辑工作，提倡白话文与“人的文学”理念，主张文学应关注普通人性和社会问题，对五四新文学发展影响深远。其文学成就显著：散文创作：以“平和冲淡”风格著称，代表作品《雨天的书》《自己的园地》《苦茶随笔》等，注重生活琐事与个人情趣，开创现代闲适散文流派。 他的散文，字里行间洋溢着无尽的“苦”之美，将内心的辛辣、忧愁、欢喜与悲伤努力隐藏起来，表现出来的是淡泊平和的美感。初读他的散文感觉是淡淡的，内心的冲击深深地藏在文字的背后。可就是这股看似寡味的语言，却带着淡雅的清香，紧紧地抓住读者的心弦。 翻译贡献：译介大量希腊神话、日本古典文学（如《古事记》《枕草子》）及欧洲文学（如《伊索寓言》），推动中外文化交流。 周作人绝对算得上是一个语言大师，他精通日语、希腊语、英语，并自学古英语、梵语、俄语、世界语，是不可多得的语言天才。 周作人和鲁迅两人早年关系密切，共同留学日本、共同参与新文化运动，周家早年因祖父科场舞弊案败落，父亲早逝，鲁迅作为长子被迫承担家族重担，形成“长兄如父”的心理模式。周作人长期依赖鲁迅，婚后却因妻子与兄长对立，导致兄弟二人最终决裂。1923年7月，周作人38岁，有一天他突然致信鲁迅，要求其“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”（兄弟同住北京八道湾胡同四合院）。鲁迅次日搬离，自此兄弟关系彻底破裂。  

兄弟二人的决裂除了日本妻子的原因外，更多的是二人性格与思想的差异。

鲁迅：性格刚烈，关注社会现实，主张文学为改造社会服务，具有强烈的批判性与斗争性。  

 周作人：倾向平和冲淡，追求个人趣味与生活美学，后期更强调“闭户读书”的隐逸态度。  

周作人从小就是缺乏独立的人，从小他就依赖兄长鲁迅，与兄长鲁迅决裂之后，又完全依赖妻子。 1939年元旦，周作人54岁，自称是他的学生并自称姓李的客人求见周作人，突然开枪将他击倒，子弹射中铜扣而受轻伤。凶手逃逸后未被捉获。有关枪击案的杀手是谁一直众说纷纭。周作人始终坚持是日本军方的阴谋，日方则说是国民党特务所为。行刺后日本宪兵进驻周作人家，神秘枪击案在客观上加速了其“落水”的进程。经过枪击案的身心冲击，周作人在1939年1月接下汪精卫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，3月应聘兼任北京大学“文学院筹办员”，开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，从此周作人出任汪精卫政权职务，沦为“文化汉奸”。1945年12月，抗战结束后在北平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，并押解南京受审，监禁于老虎桥监狱。1949年1月22日，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总统，在国共和谈的空气中，下令释放政治犯。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监狱，坐火车到学生尤炳圻在上海的家暂住。1949年8月14日，他从上海回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管治下的北平定居。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湾的老房子，专心翻译和写作，以稿费维持生计。

1966年5月，文革开始；6月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再给周作人预付稿费；8月2日，他被红卫兵查封了家，并遭到皮带、棍子抽打。其后周作人两次写了短文让儿媳张菼芳交给当地派出所，以求服用安眠药安乐死，都无音信。

1967年5月6日，周作人突然发病去世，享年82岁。

周家兄弟二人的命运分野（鲁迅成为“民族魂”，周作人沦为“文化汉奸”）亦成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道路选择的典型镜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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